了他的纪念馆。白天的忙碌，不去说了，夜里我们团团坐在吃饭间的八仙桌旁，筛选先生的手稿与照片，入冬，那里是全楼最暖和的角落，木心在时，饭后常会移坐到南墙的沙发上抽烟。

忽而小代笑了。我知道他又想起木心的哪件勾当。他说，有天先生在沙发上幽然说道：“大思想家的鼻梁都有一道平行的皱纹，”他指指鼻梁与眼角对齐的部位，一脸认真，“可是我没有。”小杨比小代先来半年，说是老头子看他拘谨，便讲笑话：入室的窃贼猛听得主人进门，慌忙躲进米袋。“谁？！”主人厉声喝问——“米！”袋子应声回答。小杨长一对很深的酒窝，说到这里，笑得浑身发颤。

我已不记得怎样填满三间空荡荡的瓦屋。绘画馆最先布置出来，待数十幅画作上了墙，我忽而想到：自一九四九年直到他死去，木心的画作从未在中国大陆展示。开馆前两夜，我们弄到深宵，游客尚未涌入，小小纪念馆有如我们的私产。放大的剪影使木心好像活转来，我在文学史讲席最后一课偷录的影像，将他拉回二十年前的岁数。当电工接通视频，调高音量，当年课上的哄笑骤然爆响，老头子又在唠叨了，这次，课堂是在他的故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