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后，他手制了灰褐色的书皮和封面，捧在手里弄来弄去。今年从遗稿堆取出这本“书”，小代掀开内衬，给我看，只见“丹青抄本”几个字，是木心的字迹。这事我竟忘了。想起来，却是清晰如昨：那一阵我迷他小小的硬笔正楷，他大概需要副本吧，便取了正稿交给我，说：“你去抄去。”几星期后给他看，“嚯！简直乱真，”他装作惊喜的样子，“这笔熬不住啦，手脚横踢，像小孩子睏觉！”

是的，那些年我们相顾倾谈，动辄“痛咥”，唯独不涉将来，我瞧着他这样地老下去，心里想，将来怎么办？

他那时的心事是中国大陆能否出他的书，然而茫无头绪。我们与国内的文界毫无联系，九十年代我还没写作，既不认得出书人，更何谈出版社。那一阶段，老友刘丹倾力襄助，日后给先生的绘画归了好藏家；一九九四年，他出资请先生与我游历英国，住在他赞助人的那幢都铎古堡里，度过三周逍遥的时光。木心久在构想长篇小说，刘丹甚至物色了翻译人选。书名，老头子早经想好了，叫作《瓷国回忆录》，拖了好些年，终于有了开篇，我头一次电话里听他语音发颤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