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没追看，或者，不记得详细——那些天许多记忆的盲点，不知在做什么，在哪里——但我瞧见郑阳，那来自安徽，曾给先生暮年拍过许多照片的小伙子，给一群人拖来休息室，跌进沙发，抱头嚎哭，一米八几的个头，又瘦又长，勾拢身子抽搐着，像是乍入油锅的活虾。

我还不想停笔，还要写，并写两位侍护先生直到最后时刻的青年，小代和小杨。先生没了，他们不曾哭，也不说伤感的话，唯叉手站着，看着我，如丧家之犬。

二十三日。朝阳照耀殡仪馆。连日大晴。早起赶去桐乡见装殓师，一位高大忠厚的中年人。他在正厅门首等我们，随即去到“羽化阁”帷幔后的冰柜旁，商议如何更换装殓。

隔了一夜，又见到先生了。他仍然纹丝不动，坚持昂着下巴，不论什么角度也不肯变更他的坚持。在十二楼与重症病房时，我拍摄了他，从昨夜起，忽然我不忍——“不要拍。”先生低哑地说——装殓师，耐心听取修饰遗容的种种要求，都答应，都说尽量试试，但他解释：假牙恐怕很难嵌入了，稍不慎，嘴唇会被破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