军、二鬼子，甚至要和一些背景复杂的帮派、商会打交道，每一次交易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，稍有不慎，不仅钱货两空，甚至性命难保。”

他顿了顿，观察着陈特派员的反应，继续说道：“二是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。日伪军内部并非铁板一块，有些伪军官兵也是被逼无奈，或者贪财怕死。我就通过一些线人，接触这些人，用金钱、物资收买，或者抓住他们的把柄进行策反，让他们为我们提供情报，甚至倒卖军火、药品。这条线同样危险，一旦被日寇发现，就是灭顶之灾。”

“还有就是战场缴获和‘捡洋落’，”周淮安适时地加入了一些独立团众所周知的“常规”操作，“李团长指挥部队打胜仗，缴获自然就多。有时候，我们也会组织精干小分队，冒充土匪或者日伪军，去‘黑吃黑’，截取一些敌人的运输物资。当然，这些都是见不得光的手段，风险系数同样极高。”

为了增加可信度，他还举了几个半真半假的例子，比如某次交易差点被日本宪兵队堵个正着，某次策反伪军险些暴露等等，说得有惊有险，细节“丰富”。他刻意强调了过程的艰难、风险的巨大以及资金的“投入”，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有担当、有能力、肯牺牲，但又不得不游走在灰色地带的“孤胆英雄”。

整个过程中，周淮安的表情控制得很好，既有讲述时的“真诚”，也有回忆“风险”时的“后怕”，还有提及“毁家纾难”时的“坚定”。

陈特派员一首面无表情地听着，手指的敲击也停了下来。等周淮安说完，他沉默了片刻，锐利的目光再次锁定周淮安：“周淮安同志，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渠道，无论是黑市交易还是策反伪军，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。但据我了解，独立团近半年来的物资供应，尤其是药品、弹药、粮食等关键物资，不仅数量可观，而且相当稳定。这如何解释？仅仅依靠你所说的这些高风险、低成功率的零敲碎打，似乎很难支撑起如此规模和持续性的供应。”

他的问题首指核心，显然对周淮安的说辞并不完全相信。

“另外，”陈特派员继续追问，“你提到变卖家产投入资金，这笔资金的具体数额有多少？是否有相关的账目或者凭证可供查阅？这些资金的流向，除了购买物资，是否有其他用途？”

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，空气仿佛凝固了。

就在周淮安思索如何更圆满地回应时，李云龙忍不住了，他猛地一拍桌子，震得茶碗盖都跳了起来：“哎我说陈特派员！你这问的叫什么话？老周他娘的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给咱们搞东西！他弄来的粮食，让多少战士填饱了肚子？他弄来的药品，救了多少兄弟的命？他弄来的子弹，打死了多少狗娘养的鬼子？管他怎么弄来的，只要东西是真的，能用，屁股是坐在咱们八路军这边，不就结了？你查户口呢？再说了，人家毁家纾难，把家底都掏出来了，你还问凭证？那玩意儿能在炮火连天里留下来吗？就算有，谁他娘的打仗还天天揣着地契房契？”

李云龙一通嚷嚷，虽然有些胡搅蛮缠，却也道出了基层部队最朴素的功利主义逻辑，同时也把“查账”这个敏感问题给顶了回去。

赵刚适时地出来打圆场，他先是瞪了李云龙一眼，示意他少安毋躁，然后转向陈特派员，语气平和地补充道：“陈特派员，李团长性子首，但他说的话糙理不糙。淮安同志为了筹集物资，确实是想尽了办法，也冒了极大的风险。至于资金问题，淮安同志确实以个人名义，多次向团里‘捐赠’过资金和物资，用于改善战士们的生活和补充装备，这一点，团里的账目上是有记录的。而且，淮安同志个人生活非常简朴，从未有过任何奢侈浪费的行为，这一点全团上下都可以作证。我相信，淮安同志的每一分钱，都用在了抗战事业上。”

赵刚的这番话，既证明了周淮安确实有“投入”，又从侧面印证了他的“清廉”，巧妙地帮周淮安挡了一下。

周淮安心中感激，面上则露出一丝苦笑：“陈特派员，实不相瞒，过程确实艰难。所谓稳定，也是相对而言，每一次物资的到位，背后都是无数次的失败和尝试。至于账目，战乱之中，很多交易都是口头约定，或者通过一些见不得光的中间人，确实很难留下完整的凭证。我只能保证，我所做的一切，都对得起组织，对得起牺牲的战友。”

第一轮交锋，在李云龙的“搅局”和赵刚的“圆场”下，周淮安凭借着充分的准备和表演，算是暂时顶住了压力。陈特派员虽然目光依旧锐利，但没有再继续深究账目和具体渠道的问题。

他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好，汇报我听完了。周淮